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向《財經(jīng)》記者透露，三名花了錢落選的企業(yè)老板曾在辦公室堵住童名謙討要說法，童做出批示，要將錢款予以退還。這份批示日后成為其玩忽職守的重要書證。

　　“正常的做法是，當場拍桌子，批示調查，哪有批示退錢了事的？”這位人士說。

　　這一細節(jié)來源于2014年2月《財經(jīng)》雜志封面報道《衡陽競選“黑金”》，今日看來，別有意味。

　　8月18日，上面這一片段的主角--湖南省政協(xié)原副主席童名謙以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。此前，童名謙已被開除檔籍和公職，系中*共十八大后首個因“玩忽職守”被雙開的省部級高官。

　　依照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的起訴指控，童名謙所犯的“玩忽職守”，主要集中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，其在擔任中*共湖南省衡陽市委書.記、衡陽市換屆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期間，“作為嚴肅換屆紀律第一責任人，在衡陽市選舉湖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前后，先后接到多名省人大代表候選人、衡陽市及所轄縣市區(qū)領導干部關于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存在送錢拉選票問題的反映，未采取有力措施深入核查、制止拉票賄選行為蔓延，致使省人大代表選舉發(fā)生嚴重的賄選，在選舉后未依紀依法嚴肅查處。”

　　根據(jù)刑法界定，玩忽職守是歷家機關工作人員“嚴重不負責任，不履行或不正確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，致使公共財產、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。”其包含不作為和不正確作為兩個方面，童名謙屬于何類暫難斷定。不過，查閱相關公開資料，官員涉玩忽職守一罪，多因具體工作事項，一般涉案官員的行政級別相對較低。童名謙以副部級之身因玩忽職守被判刑，一方面說明衡陽賄選窩案影響之惡劣，另一方面，亦可表明新一屆領導對吏治的追求并不止于打擊腐敗。

　　在中國，根據(jù)相關規(guī)定民主集中制是檔政運作的核心，但實際上地方上檔政權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，在此格局之下，地方出現(xiàn)的嚴重政務和事務問題由地方一把手擔責，并追究相關負責官員的刑事責任，這對于推動中國吏治的進步具有積極意義。不過，長遠來看，此是治標之策，治本還需要重新安排地方權力結構，使之相互制衡，才能遏制握有實際大權的一把手不正確作為，也能消解童名謙一類官員基本不作為的保守路徑。

　　明哲保身、絕不多事的“老好人”

　　童名謙出生于1958年，長沙人，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檔，中央檔校研究生，工學碩士。1980年，22歲的童名謙隨父親從插隊的黑龍江農場回到湖南，此后在共青團系統(tǒng)內磨礪16年。1993年7月，35歲的童名謙升任共青團湖南省委副書.記，官至副廳級。

　　2002年開始，童名謙從共青團系統(tǒng)轉向地方，接連主政湖南最為復雜的三個區(qū)域：湘西、邵陽、衡陽。其中，他擔任湘西州委書.記5年，邵陽市委書.記4年。2012年2月，他成為衡陽市委書.記。

　　認識童名謙的湖南政商界人士對其評價相當一致：謹小慎微的老實人，有“官德”而無官威。童名謙家族在湖南官場頗有實力，其親屬在省發(fā)改委、省委組織部和婁底市擔任要職。在選舉之時的2013年1月，他當選省政協(xié)副主席，三個月后即調任省城，未料在過渡階段衡陽賄選事發(fā)。

　　而根據(jù)《南方周末》此前報道，在一些邵陽官員看來，童名謙屬于繼承“儒家傳統(tǒng)缺陷”的代表人物：明哲保身，絕不多事，但缺少原儒主張的“雖千萬人吾往矣”的擔當精神。

　　童名謙講究道德，注重禮儀，在給官員授課時強調“以德修身，永葆純潔”。據(jù)相關報道，曾有一位邵陽市委老干部曾找童解決子女從部隊轉業(yè)安置問題，被一口回絕。童名謙告訴他，他自己家親戚都沒簽字照顧過，只有邵陽洞口的宋文博（因連續(xù)抗洪犧牲的消防大隊教導員），中-央-領導批示了，才安排其妻工作。

　　但這種對私德與個人清譽的堅守，顯然是遠遠不夠的，“他關注形式上的問題更多，不太關注實質問題”，童名謙還得到了這樣的評價。

　　這似乎可視為童的官場生存之道，無為無治無功亦無責。童在湘西的搭檔、高調強硬的杜崇煙后因受賄罪領刑10年。童名謙也因此在當年的鳳凰垮橋事故中得以脫身。

　　有評論說，童名謙是一個“倒霉透頂”的官員，他在湘西州任職的時候，遭遇湘西鳳凰大橋垮塌以及曾成杰的非法集資案。他來到邵陽后又遭遇邵陽沉船事故。然后，先后經(jīng)歷強奸案、謀殺案、黑社會保護傘案、貪污受賄案等一系列震驚網(wǎng)絡的大案要案的直接主官，都能全身而退的童名謙，卻在十八大后之后遭遇了滑鐵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