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發(fā)現他露出的手臂上，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，邊緣已經紅腫潰爛。我心痛極了，要捋起養(yǎng)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。

　　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里，不安地說：“慧慧，嚇著你了吧？你放心，醫(yī)生說這不傳染的。”在我的面前，養(yǎng)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，低到了塵埃里，可他的愛卻在塵埃里開出花來，是那樣鮮艷、奪目。我鼻子一酸，緊緊抱住養(yǎng)父，哽咽著說：“爸，對不起！”

　　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，想將養(yǎng)父帶到江西治病。父親沉默良久，緩緩說：“孩子，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(yǎng)父，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。

　　但這些年，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(yōu)秀特質，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(yǎng)父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我們也看出你對養(yǎng)父有怨恨之情，希望你能原諒他，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。我們很高興，你終于懂得了感恩。

　　所以，爸爸媽媽鄭重表示：支持你的決定！”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，我第二天就帶著養(yǎng)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。

　　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(yī)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——惡性黑色素瘤，已經發(fā)展到中晚期，局部擴散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盡快手術。我不敢有半點怠慢，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(jié)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。

　　7月13日，養(yǎng)父進行了手術，切除了病灶部位，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，養(yǎng)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。

　　進行了2期化療后，養(yǎng)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，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，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(fā)燒、昏迷。

　　醫(yī)生惋惜地表示：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，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，也會殺死人與體自身的健康細胞。對于復發(fā)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，手術的預后并不理想。我失聲問道：“最長能有多長時間？”醫(yī)生遺憾地回答我：“五年。”

　　養(yǎng)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，看見我后，他努力地笑笑，啞著嗓子說：“閨女，托你的福，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么漂亮的房間里。”我強忍眼淚，握住養(yǎng)父干枯的手，恨自己讀了這么多年書，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。

　　暑期就要結束，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。此時高昂的醫(yī)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(yǎng)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，他收拾了衣物，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。

　　一時間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　　看到我左右為難，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：他們打算把養(yǎng)父接到家里，負擔他的醫(yī)藥費，并照顧他的生活。

　　養(yǎng)父握著父親的手，慚愧、感激得說不出話來。父親卻誠摯地說：“我們還要謝謝你，幫我們培養(yǎng)了一個如此優(yōu)秀的女兒。”多年來的隔閡終于冰釋，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。

　　回到美國后，我和史蒂芬一起，在課余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。我了解到，舊金山大學醫(yī)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制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，效果并不明顯；而德國一家醫(yī)院采用干擾素治療，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。

　　2016年9月，我終于發(fā)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：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于抗癌藥的研究，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，實現藥物全程監(jiān)控和定向釋放。

　　一旦找到這種材料，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。研究報告特別指出：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。

　　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？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，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(yǎng)父嗎？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。

　　但史蒂芬卻提醒我：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，積聚著來自醫(yī)學、器械、材料、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，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，還很難說。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，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，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、八年、甚至十年。

　　史蒂芬說得沒錯，選擇去日本，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。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，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。兩條路擺在我面前，我必須作出選擇。

　　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，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。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，未來還有許多選擇，而對養(yǎng)父來說，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后一博。

　　我找到導師，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，并為不能繼續(xù)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。沒想到，導師聽了我的話后，不但愿意放我走，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！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，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。